唐国瑞 刘亚平
“泰兴江海公司”的建立，从它的前身“新泰公司”1945 年春成立之时起到 1949年夏，为时四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在那反“清乡”、反“扫荡”、反“围剿”的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泰兴江海公司”（泰兴县当年属苏中三分区）为苏中三分区解决军需民用、开展贸易、平抑物价等方面均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泰兴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0 年 10 月“黄桥决战”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我党即在黄桥建立了泰兴抗日民主政权，领导全县开展抗日活动，同时在党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的指引下，大力开展财政、金融、贸易等工作。1945年春，我县在宣堡镇成立了“新泰公司”。当年九月，泰兴县城光复，“新泰公司”随军迁至县城，在鼓楼西街天瑞巷口原“江苏省银行”旧址设营业部，对外营业，销售棉纱、棉布、煤油及部分日用品等。与此同时，属苏中三分区财经处领导的“裕民公司”也随三分区军区司令部迁至黄桥，后更名为“黄桥市江海公司”。
1946年春，“黄桥市江海公司”与“新泰公司”合并为“泰兴江海公司”。公司设在黄桥。
1946年夏，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挑起内战，派军队占领黄桥，“泰兴江海公司”迁移至大元垛（现元竹乡）。
1946年底，斗争形势更为紧张，“泰兴江海公司”除留部分人员以民间私商的名义作掩护开“灰色”商店外，其余人员随军北撤至“台北”（东台县以北）。
1949年秋，新四军西进后，“泰兴江海公司”又在县境边区恢复营业。
1949年初，泰兴县城解放，“泰兴江海公司”二次进城，先在鼓楼西街天瑞巷口营业，后又迁至东门县粮食局所在地。
1949年五、六月间，“泰兴江海公司”大部分人员东调至海安公司，留下的少部分人员与“泰县江海公司”的人员汇合，在靖江县季家市成立“靖泰贸易公司”。至此，“泰兴江海公司”的历史宣告结束。
现将它的经营活动及斗争经验概述于下：
一、以经济斗争密切配合政治斗争。当时，伪、顽当局不顾人民的死活，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一日数变，广大人民深受其害。那时，人们针对“储备票”（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票子）日日大幅度贬值情景，风传了一首讽刺歌谣：“……数一数二百五，算一算擦屁股。”我党为了取信于民，保障人民生活，稳定市场物价，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乃至游击区坚持以“华中券”（通称抗币）为本位制，排斥“伪币”“法币”（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对发行流通的华中券，由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贸易公司组织回笼，人们凭“抗币”可到公司或公司所设的流动点上购买粮食或其它物品，币值稳定，从而提高了“抗币”在群众中的声誉。
1945年9月，泰兴县城第一次解放后，“新泰公司”由宣堡迁至县城时，一些人对“抗币”持怀疑态度，不法商人则从中作祟，将热销货物囤积起来，企图搞乱市场，高价出售，牟取暴利。该公司的营业部针对上述情况，尽可能地抛售能左右市场物价的抢手货，如棉纱、棉布、火油等，从而平抑了物价，稳定了市场秩序，也打开了“抗币”在市场上流通的局面。时隔不久，一些商店也先后向“新泰公司”进货，使民主政府领导下的贸易公司，在人们的心目占有了重要的位置。
当年随苏中三分区司令部迁来黄桥的“裕民公司”，在市场竞争中，也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与在泰兴县城的“新泰公司”相呼应，使我党领导开展的经济斗争形势日见好转。
黄桥是姜堰、曲塘等里下河一带粮食的集散地之一，又是我县东部猪、油、酒外运苏南的中转站。因此，它在抗日战争以前，市场就比较繁荣，经济亦较发达。当时我县东部粮油价格，一般都受黄桥市场的影响而涨落。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桥市场在苏中三分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如此，“裕民公司”迁到黄桥后，特别重视稳定物价，货畅其流，并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争夺市场，不使极少数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公司根据市场的变化，运用产品淡、旺季供销的价格规律，价贱我收，价涨我抛，或小吞大吐或大吞大吐等策略，随机应变，紧紧掌握市场的主动权。二是沟通城乡贸易，调剂供求需要。“裕民公司”进黄桥时，正是秋熟登场的季节，四乡八村的农副产品源源涌进市场，过去一些私商往往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压低收购价格，榨取农民血汗，公司则按市场价格收购。同时派员去苏南购回一部分布匹、火油、火柴、肥皂、桐油及针织品等农民急需的日用品，卖给农民，在沟通城乡贸易中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从而赢得了信誉。三是积极扶持我抗日民主政府开办的合作社，方便群众买卖，壮大经济斗争的力量。1945 年 10 月，在黄桥市政府的领导下，兴办了黄桥大众合作社，“裕民公司”立即予以扶助，对合作社生产所需要的粮食、大豆，先调拨，，后结算；合作社需要的商品，优先供应；公司暂缺的货物品种，派人专程到外地采购，使党和人民关心的新生事物－合作社，迅速得到巩固和发展。苏中二地委机关报《人民报》1947年2月3日曾以“蒋后合作事业新方向”为题，专门报道了“黄桥大众合作社”的先进事迹。
二、坚持为军需民用服务。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的公司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担负着为军需、民用服务的使命。在日、伪、顽对我根据地施行经济封锁、物资禁运和“清乡”、“扫荡”、“围剿”的白色恐怖下，要完成这一任务确实是件极其艰难的事。就拿调运粮食来说，当时在苏中三分区所属的范围内，有不少地方是缺粮地区，尤其是通扬运河以南的广大农村，每年春天缺粮的矛盾是不小的。因此，公司常常要到里下河地区去调运粮食，解决军粮和缓和根据地农民缺吃的矛盾。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交通要道、车船码头，日、伪、顽都驻有重兵，且碉堡林立，巡查严密，负责调运军粮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凭着勇敢机智，利用黑夜，利用空隙，依靠群众或借助我军队接送，千方百计完成调运粮食的任务。
调运粮食是个难题，组织军民日用品也不容易。前面说到由于日、伪、顽对根据地实行禁运和封锁，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日用品和生活必需品十分紧缺，就连家家户户需用的火柴、火油（那时称洋火、洋油）都缺货，群众是用豆油灯照明，用苧麻杆子（剥过皮的）沤制晒干后吹火，有的户还用火刀、火石打火。不少私商认为奇货可居，趁机提高价格，大发国难财。广大人民既遭受日、伪穷兵黩武的蹂躏，又蒙受物价飞涨之害，真是苦不堪言。为部分解决根据地军民日用品奇缺的矛盾，抗日战争的后期我党曾派员到上海开设地下钱庄，由它为贸易公司采购军需、民用物品，并待机秘密地运回根据地。1945 年 10 月，贸易公司为了解沪宁一线的生猪、食油的市场行情，苏中三分区联络部派员以油商的身份去苏州蒋管区，了解城市对农副产品需求情况，和农副产品与工业品的比价等，并通过泰兴在苏州的其它猪、油、酒私商的关系，代公司购回了一批农村奇缺的桐油、搪瓷制品、针织品和其它日用品等，为解决军需民用作出了贡献。1946 年 10 月，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苏中三分区军民在南线坚持斗争，缺乏冬衣御寒，一次就从泰兴江海公司调取了白细布六百余匹，为人民战士及时解决了冬装。
由于我们的贸易公司是在根据地和游击区冲破日、伪、顽经济封锁的特殊商业机构，对此，日、伪、顽也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时时刻刻梦想把它摧毁掉。所以贸易公司从成立起，就是在斗争的环境中生存的。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占领黄桥后，我江海公司由黄桥迁移至大元垛，采取肩挑车推，深入四乡八村流动营业，情况好转时，也设点营业。敌人“清剿”、“扫荡”时，立即把军需民用的物资打好埋伏，敌人一走，又恢复营业。1946 年 9 月，泰兴县委为使“江海公司”的全体同志更好地坚持斗争，由县财经局长陈浩然同志在大元垛组织公司所属的人员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和各地斗争的经验，鼓舞了斗志，稳定了情绪，坚定了斗争必胜的信心。并根据当时的情况讨论了坚持斗争的措施：①江海贸易公司在大元垛设立中心点；②在有条件的村庄和农村小集镇设立小店，进行小范围的营业；③指派秘密党员到敌占区开“灰色”商店，作为公司的地下通站。由于全体同志机智勇敢地开展活动，大元垛的中心点，不仅坚持了较长的一段时间，而且与地下商店保持了联系，既出售物资，又为了我党回收了抗币。这样在群众中就产生了很好的印象，普遍认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卫战争是能够取得胜利的，从而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在那自卫战争艰苦环境中，江海公司的不少同志，为党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有的同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46 年底至 1947 年的上半年，敌人扫荡频繁，我军又作战略转移，环境最为恶劣。泰兴江海公司在这之前，通过地下党组织，将在公司工作的一批女同志转移至江南打埋伏。后来由于情况日趋紧张，联系中断，致使她们在极端困境中有的病倒，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
三、团结私商，依靠群众为开展对敌斗争增添力量。泰兴江海公司包括它的前身，在打破敌人封锁、禁运和反“扫荡”、反“围剿”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是与民间私商的合作和根据地广大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解放以前，我县以出产猪、油、酒著称，因此在民间有不少经营猪、油、酒的商人，他们从农民手上购买猪、油、酒，运往上海、苏州及苏南的其他城市销售，并带一些日用品和其他工业产品回来。江海公司抓住这一有利条件，先是与私商谈生意，做买卖，再跟他们谈爱国抗日，谈为人民作贡献，使民间的猪、油、酒商，逐步成为我们开展经济斗争的同盟军。当时广大的猪、油、酒商，对日、伪、顽的敲榨勒索，杀害无辜，是愤愤不平的，对我坚持的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深表赞同和支持。在此基础上，公司对与我们友好往来的商人，采取了以下措施：①凡为江海公司带货的商人，可以降低税率，如是紧俏商品，可予免税；②如属特需商品，公司则予高价优惠；③如因为公司携带军用物资，不幸遭到敌人捕捉监禁者，公司则千方百计予以营救，倘遭杀害，抗日民主政府则追认为烈士，其家庭可享受烈属待遇。对暂时缺钱或缺粮的商人，公司则先借钱、借粮给他们换猪、换酒，以后在带回的工业产品或其他日用品中抵算。因此，广大私商积极为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1945年我新泰公司在宣堡成立后，就是通过民间猪、油、酒商人，带回了一批又一批的布匹、纸张以及其它日用品。1946年泰兴江海公司成立后，继续与民间商人友好往来，组成了较为广泛的同盟军，为开辟货源，进行物资交流，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在反“扫荡”、反“清剿”的斗争中，为避免物资损失和遭受敌人的抢劫，公司经常发动根据地群众，挑选忠实可靠者帮助隐藏物资和货币、黄金等。因为那时的公司，既无营业门面和柜台，也没有堆放货物的仓库，购回的物品，大多数是寄存在可靠的群众家里，公司的人员白天肩挑车推，走庄串户，流动营业，一遇敌情，立即推挑迂回到安全地带，如果情况紧急，就隐藏到群众家里，依靠根据地人民作掩护。有时还利用可靠的商家，演双簧戏，表面上是向公司大量进货，骨子里是代为保管物品，情况缓和，公司再把货物取回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即自卫战争）的那段时间里，根据地的不少群众家里成了为江海贸易公司保管物品、黄金和纸币的仓库。有的人为使我们的物资不致被日、伪、顽抢走，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6 年 11 月，国民党军队对我苏中三分区实行分割围剿，局势十分紧张，为保存力量，分区决定组织干部分批分期北撤。江海贸易公司也受命变卖物资，精简人员，一时处理不了的物品打好埋伏，立即北撤。就在公司的人员随队伍北撤时，与敌人遭遇受阻，公司的王进同志身带一百六十多两黄金，还有两个随从的民工各挑一担纸币，在与北撤的队伍分散以后，王进同志和两个挑夫由于路途熟悉冲出了敌人包围圈，绕道至亲戚王宝贵（共产党员）家（营溪东南）打埋伏。与带有黄金，只身突围的陈浩然同志不期而遇。陈、王二人商量，将随身携带的黄金和纸币埋藏在王宝贵同志家的猪圈围墙里。事后如数提取，一分不少，可惜这位为党为人民忠心尽责地保管过大量黄金和钞票的好党员，于 1947 年 2月，惨遭敌人杀害，他的英名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泰兴江海公司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与敌人斗争的产物，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通过公司全体人员英勇顽强的奋斗，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它的功绩应在革命史册上留下一笔。
唐国瑞 刘亚平
“泰兴江海公司”的建立，从它的前身“新泰公司”1945 年春成立之时起到 1949年夏，为时四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在那反“清乡”、反“扫荡”、反“围剿”的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泰兴江海公司”（泰兴县当年属苏中三分区）为苏中三分区解决军需民用、开展贸易、平抑物价等方面均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泰兴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0 年 10 月“黄桥决战”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我党即在黄桥建立了泰兴抗日民主政权，领导全县开展抗日活动，同时在党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的指引下，大力开展财政、金融、贸易等工作。1945年春，我县在宣堡镇成立了“新泰公司”。当年九月，泰兴县城光复，“新泰公司”随军迁至县城，在鼓楼西街天瑞巷口原“江苏省银行”旧址设营业部，对外营业，销售棉纱、棉布、煤油及部分日用品等。与此同时，属苏中三分区财经处领导的“裕民公司”也随三分区军区司令部迁至黄桥，后更名为“黄桥市江海公司”。
1946年春，“黄桥市江海公司”与“新泰公司”合并为“泰兴江海公司”。公司设在黄桥。
1946年夏，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挑起内战，派军队占领黄桥，“泰兴江海公司”迁移至大元垛（现元竹乡）。
1946年底，斗争形势更为紧张，“泰兴江海公司”除留部分人员以民间私商的名义作掩护开“灰色”商店外，其余人员随军北撤至“台北”（东台县以北）。
1949年秋，新四军西进后，“泰兴江海公司”又在县境边区恢复营业。
1949年初，泰兴县城解放，“泰兴江海公司”二次进城，先在鼓楼西街天瑞巷口营业，后又迁至东门县粮食局所在地。
1949年五、六月间，“泰兴江海公司”大部分人员东调至海安公司，留下的少部分人员与“泰县江海公司”的人员汇合，在靖江县季家市成立“靖泰贸易公司”。至此，“泰兴江海公司”的历史宣告结束。
现将它的经营活动及斗争经验概述于下：
一、以经济斗争密切配合政治斗争。当时，伪、顽当局不顾人民的死活，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一日数变，广大人民深受其害。那时，人们针对“储备票”（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票子）日日大幅度贬值情景，风传了一首讽刺歌谣：“……数一数二百五，算一算擦屁股。”我党为了取信于民，保障人民生活，稳定市场物价，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乃至游击区坚持以“华中券”（通称抗币）为本位制，排斥“伪币”“法币”（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对发行流通的华中券，由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贸易公司组织回笼，人们凭“抗币”可到公司或公司所设的流动点上购买粮食或其它物品，币值稳定，从而提高了“抗币”在群众中的声誉。
1945年9月，泰兴县城第一次解放后，“新泰公司”由宣堡迁至县城时，一些人对“抗币”持怀疑态度，不法商人则从中作祟，将热销货物囤积起来，企图搞乱市场，高价出售，牟取暴利。该公司的营业部针对上述情况，尽可能地抛售能左右市场物价的抢手货，如棉纱、棉布、火油等，从而平抑了物价，稳定了市场秩序，也打开了“抗币”在市场上流通的局面。时隔不久，一些商店也先后向“新泰公司”进货，使民主政府领导下的贸易公司，在人们的心目占有了重要的位置。
当年随苏中三分区司令部迁来黄桥的“裕民公司”，在市场竞争中，也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与在泰兴县城的“新泰公司”相呼应，使我党领导开展的经济斗争形势日见好转。
黄桥是姜堰、曲塘等里下河一带粮食的集散地之一，又是我县东部猪、油、酒外运苏南的中转站。因此，它在抗日战争以前，市场就比较繁荣，经济亦较发达。当时我县东部粮油价格，一般都受黄桥市场的影响而涨落。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桥市场在苏中三分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如此，“裕民公司”迁到黄桥后，特别重视稳定物价，货畅其流，并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争夺市场，不使极少数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公司根据市场的变化，运用产品淡、旺季供销的价格规律，价贱我收，价涨我抛，或小吞大吐或大吞大吐等策略，随机应变，紧紧掌握市场的主动权。二是沟通城乡贸易，调剂供求需要。“裕民公司”进黄桥时，正是秋熟登场的季节，四乡八村的农副产品源源涌进市场，过去一些私商往往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压低收购价格，榨取农民血汗，公司则按市场价格收购。同时派员去苏南购回一部分布匹、火油、火柴、肥皂、桐油及针织品等农民急需的日用品，卖给农民，在沟通城乡贸易中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从而赢得了信誉。三是积极扶持我抗日民主政府开办的合作社，方便群众买卖，壮大经济斗争的力量。1945 年 10 月，在黄桥市政府的领导下，兴办了黄桥大众合作社，“裕民公司”立即予以扶助，对合作社生产所需要的粮食、大豆，先调拨，，后结算；合作社需要的商品，优先供应；公司暂缺的货物品种，派人专程到外地采购，使党和人民关心的新生事物－合作社，迅速得到巩固和发展。苏中二地委机关报《人民报》1947年2月3日曾以“蒋后合作事业新方向”为题，专门报道了“黄桥大众合作社”的先进事迹。
二、坚持为军需民用服务。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的公司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担负着为军需、民用服务的使命。在日、伪、顽对我根据地施行经济封锁、物资禁运和“清乡”、“扫荡”、“围剿”的白色恐怖下，要完成这一任务确实是件极其艰难的事。就拿调运粮食来说，当时在苏中三分区所属的范围内，有不少地方是缺粮地区，尤其是通扬运河以南的广大农村，每年春天缺粮的矛盾是不小的。因此，公司常常要到里下河地区去调运粮食，解决军粮和缓和根据地农民缺吃的矛盾。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交通要道、车船码头，日、伪、顽都驻有重兵，且碉堡林立，巡查严密，负责调运军粮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凭着勇敢机智，利用黑夜，利用空隙，依靠群众或借助我军队接送，千方百计完成调运粮食的任务。
调运粮食是个难题，组织军民日用品也不容易。前面说到由于日、伪、顽对根据地实行禁运和封锁，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日用品和生活必需品十分紧缺，就连家家户户需用的火柴、火油（那时称洋火、洋油）都缺货，群众是用豆油灯照明，用苧麻杆子（剥过皮的）沤制晒干后吹火，有的户还用火刀、火石打火。不少私商认为奇货可居，趁机提高价格，大发国难财。广大人民既遭受日、伪穷兵黩武的蹂躏，又蒙受物价飞涨之害，真是苦不堪言。为部分解决根据地军民日用品奇缺的矛盾，抗日战争的后期我党曾派员到上海开设地下钱庄，由它为贸易公司采购军需、民用物品，并待机秘密地运回根据地。1945 年 10 月，贸易公司为了解沪宁一线的生猪、食油的市场行情，苏中三分区联络部派员以油商的身份去苏州蒋管区，了解城市对农副产品需求情况，和农副产品与工业品的比价等，并通过泰兴在苏州的其它猪、油、酒私商的关系，代公司购回了一批农村奇缺的桐油、搪瓷制品、针织品和其它日用品等，为解决军需民用作出了贡献。1946 年 10 月，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苏中三分区军民在南线坚持斗争，缺乏冬衣御寒，一次就从泰兴江海公司调取了白细布六百余匹，为人民战士及时解决了冬装。
由于我们的贸易公司是在根据地和游击区冲破日、伪、顽经济封锁的特殊商业机构，对此，日、伪、顽也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时时刻刻梦想把它摧毁掉。所以贸易公司从成立起，就是在斗争的环境中生存的。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占领黄桥后，我江海公司由黄桥迁移至大元垛，采取肩挑车推，深入四乡八村流动营业，情况好转时，也设点营业。敌人“清剿”、“扫荡”时，立即把军需民用的物资打好埋伏，敌人一走，又恢复营业。1946 年 9 月，泰兴县委为使“江海公司”的全体同志更好地坚持斗争，由县财经局长陈浩然同志在大元垛组织公司所属的人员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和各地斗争的经验，鼓舞了斗志，稳定了情绪，坚定了斗争必胜的信心。并根据当时的情况讨论了坚持斗争的措施：①江海贸易公司在大元垛设立中心点；②在有条件的村庄和农村小集镇设立小店，进行小范围的营业；③指派秘密党员到敌占区开“灰色”商店，作为公司的地下通站。由于全体同志机智勇敢地开展活动，大元垛的中心点，不仅坚持了较长的一段时间，而且与地下商店保持了联系，既出售物资，又为了我党回收了抗币。这样在群众中就产生了很好的印象，普遍认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卫战争是能够取得胜利的，从而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在那自卫战争艰苦环境中，江海公司的不少同志，为党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有的同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46 年底至 1947 年的上半年，敌人扫荡频繁，我军又作战略转移，环境最为恶劣。泰兴江海公司在这之前，通过地下党组织，将在公司工作的一批女同志转移至江南打埋伏。后来由于情况日趋紧张，联系中断，致使她们在极端困境中有的病倒，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
三、团结私商，依靠群众为开展对敌斗争增添力量。泰兴江海公司包括它的前身，在打破敌人封锁、禁运和反“扫荡”、反“围剿”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是与民间私商的合作和根据地广大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解放以前，我县以出产猪、油、酒著称，因此在民间有不少经营猪、油、酒的商人，他们从农民手上购买猪、油、酒，运往上海、苏州及苏南的其他城市销售，并带一些日用品和其他工业产品回来。江海公司抓住这一有利条件，先是与私商谈生意，做买卖，再跟他们谈爱国抗日，谈为人民作贡献，使民间的猪、油、酒商，逐步成为我们开展经济斗争的同盟军。当时广大的猪、油、酒商，对日、伪、顽的敲榨勒索，杀害无辜，是愤愤不平的，对我坚持的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深表赞同和支持。在此基础上，公司对与我们友好往来的商人，采取了以下措施：①凡为江海公司带货的商人，可以降低税率，如是紧俏商品，可予免税；②如属特需商品，公司则予高价优惠；③如因为公司携带军用物资，不幸遭到敌人捕捉监禁者，公司则千方百计予以营救，倘遭杀害，抗日民主政府则追认为烈士，其家庭可享受烈属待遇。对暂时缺钱或缺粮的商人，公司则先借钱、借粮给他们换猪、换酒，以后在带回的工业产品或其他日用品中抵算。因此，广大私商积极为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1945年我新泰公司在宣堡成立后，就是通过民间猪、油、酒商人，带回了一批又一批的布匹、纸张以及其它日用品。1946年泰兴江海公司成立后，继续与民间商人友好往来，组成了较为广泛的同盟军，为开辟货源，进行物资交流，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在反“扫荡”、反“清剿”的斗争中，为避免物资损失和遭受敌人的抢劫，公司经常发动根据地群众，挑选忠实可靠者帮助隐藏物资和货币、黄金等。因为那时的公司，既无营业门面和柜台，也没有堆放货物的仓库，购回的物品，大多数是寄存在可靠的群众家里，公司的人员白天肩挑车推，走庄串户，流动营业，一遇敌情，立即推挑迂回到安全地带，如果情况紧急，就隐藏到群众家里，依靠根据地人民作掩护。有时还利用可靠的商家，演双簧戏，表面上是向公司大量进货，骨子里是代为保管物品，情况缓和，公司再把货物取回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即自卫战争）的那段时间里，根据地的不少群众家里成了为江海贸易公司保管物品、黄金和纸币的仓库。有的人为使我们的物资不致被日、伪、顽抢走，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6 年 11 月，国民党军队对我苏中三分区实行分割围剿，局势十分紧张，为保存力量，分区决定组织干部分批分期北撤。江海贸易公司也受命变卖物资，精简人员，一时处理不了的物品打好埋伏，立即北撤。就在公司的人员随队伍北撤时，与敌人遭遇受阻，公司的王进同志身带一百六十多两黄金，还有两个随从的民工各挑一担纸币，在与北撤的队伍分散以后，王进同志和两个挑夫由于路途熟悉冲出了敌人包围圈，绕道至亲戚王宝贵（共产党员）家（营溪东南）打埋伏。与带有黄金，只身突围的陈浩然同志不期而遇。陈、王二人商量，将随身携带的黄金和纸币埋藏在王宝贵同志家的猪圈围墙里。事后如数提取，一分不少，可惜这位为党为人民忠心尽责地保管过大量黄金和钞票的好党员，于 1947 年 2月，惨遭敌人杀害，他的英名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泰兴江海公司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与敌人斗争的产物，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通过公司全体人员英勇顽强的奋斗，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它的功绩应在革命史册上留下一笔。
